学生工作

外国语学院（通讯员 梁建伟 刘新悦）外国语学院吴群涛老师指导2023级英语专业本科生刘新悦在期刊《世界文化》2025年第12期成功发表学术论文。此项成果不仅彰显了我院师生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创新精神，同时也凸显了本院在跨文化研究及人才培养领域的卓越成效。

《世界文化》是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主办的文化综合类月刊，前身为《文化译丛》，创刊于1980年。刊物以“传播现代文化信息，采撷人类文明成果，介绍异国风土人情，关注区域国别研究”为宗旨，依托高校专业优势，广泛呈现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精华。其办刊风格兼具专家视角与大众表达，坚持文化普及与学术通识并重，长期关注全球文化前沿动态、思想潮流与热点议题，以前沿性、思想性、文化性和普及性为特色，深受读者喜爱。

此篇论文的写作与发表过程，是一段严谨求索、师生协力、精益求精的学术旅程。论文的起点源于吴群涛老师长期对跨文化交流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敏锐洞察。在与学生刘新悦的日常指导与学术探讨中，她们共同捕捉到当前全球文化互动中的一个具体而深刻的现象或议题。这一选题紧密契合《世界文化》期刊“关注区域国别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宗旨，力求在文化比较或深度阐释中，提供新的观察视角与理解路径。

确定方向后，师生二人进入了密集的研究阶段。吴群涛老师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科研经验，为学生搭建清晰的理论框架，指明核心文献与关键资料。刘新悦同学则在老师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文献梳理、案例分析与文本研读，展现出优秀的自主学习与信息整合能力。写作过程是反复打磨的过程，从论点提炼、结构布局到语言表达，师生二人频繁讨论，逐字推敲，力求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同时兼顾学术深度与《世界文化》所倡导的“大众的语言讲文化”的可读性。论文初稿完成后，吴群涛老师严格把关，进行了多轮修改与完善，确保其符合学术规范并达到发表水准。由于论文撰写与修改过程非常细致，9月份论文一经投稿很快得以录用，《世界文化》责任编辑张小荫老师对文章提出了三处修改意见，并对文章给予极大的肯定，她表示，“此次的文章很有分量，总体感觉内容饱满，文字明晰流畅，且非常切合当下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科研热点，争取尽早分享给师生读者。”此次发表经历，不仅印证了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是学术成功的基石，也展现了师生协力在文化研究前沿领域取得的可喜突破。

潜鳞终有凌云日——中越“鱼化龙”神话传说的渊源

文 刘新悦 吴群涛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鱼化龙”神话传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想象。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共享“鱼化龙”这一古老神话母题。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该神话传说蕴含着两国同源的文化基因 ，凝聚着共通的“奋发有为”精神追求，又因民族发展走向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特性。从黄河沿岸到红河平原 ，从龙门到武门，一尾游龙穿梭在两国历史之中，见证着两国文化在交融中不断寻求本土风情的自洽表达，更彰显民族精神的高度契合。同一神话传说在不同地域生根发芽，开出了各具风姿的花朵。它穿越时空，诉说着文化如何在交融与自立中生生不息。读懂这个故事，是一次追源溯流、充满趣味的文化寻根，亦是两国人民相知相扶、友好交流的现实回响。

从文化同源到民族认同的神话思维建构

“鱼化龙”神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越两国共享的文化母题，其根基在于双方深厚的历史文化同源性，集中表现为对共同始祖的追认与神话建构。炎帝、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华夏儿女以“炎黄子孙”自称。这种发源于中原神话的始祖观念，早已深入我国岭南地区，而位于五岭南部的越南对华夏文化抱有尊崇和向往之心，在早期神话叙事中，其民族起源传说吸收了华夏神话元素。

在此类传说中，作为越南文明开端象征的鸿庞氏王朝，其传说可谓具有鲜明的华夏神话色彩。相传炎帝三世孙帝明南巡至五岭，与婺仙之女相爱生禄续。禄续受封泾阳王，治理南方“赤鬼国”，后娶洞庭龙女，生貉龙君。貉龙君“教民耕稼农桑”，开创了越南早期文明初步的礼制秩序，民间“始有君臣尊卑之等 ，父子夫妇之伦”。貉龙君后来与帝来之女妪姬结合，生百子，其长子雄王建立文郎国，被尊为京族先祖。后世为纪念雄王，每年举行祭典，即为“雄王节”。

越南人民借神话传说将自身起源与“农耕之神”神农氏炎帝相联系，对中华文化怀有强烈认同感，自认为是“炎帝神农氏后裔”。这种发源于神话思维的共祖意识，广泛融入当地节日习俗之中。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以及传承至今的风俗习惯，都成为越南人以此身份自居的重要立足点。越南在文化层面跟华夏的贴近，并非只是被动接受，更多的是主动的文化整合与认同。关于这一点，越南近代史学家、政治家陈重金在《越南通史》中写道：“在混沌初期，谁都希望从神话之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来光耀自己的民族。无疑也因为这个道理，我国的史书记载鸿庞氏为‘龙子仙孙’云云。”通过主动将自身纳入华夏文明谱系之内，越南有意识地与周边其他文化划清界限，进而突出自身文化的优越地位与正统性。在这种身份认同的驱使下，越南人产生了进一步印证中越文化同根同源的心理需求。

除鸿庞氏传说这类直接追溯族源的神话外，越南还另有一则安阳王传说，将华夏元素更深地融入其本土的历史想象之中，既延续了神话叙事色彩，又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安阳王蜀泮原为巴蜀人，因求娶雄王之女遭拒而怀恨在心，遂南征讨伐文郎国。雄王恃神力而疏于防备，终致败亡。安阳王在越裳之地筑城，屡建屡塌，后得金龟“江使”指点，方知是山川精气与前朝王子阴魂作祟。清除邪祟后，城遂建成。金龟赠其灵爪，可制神弩御敌。后赵佗遣子仲始假意求婚安阳王之女媚珠，媚珠不慎泄露神弩机密，导致城破国亡。安阳王怒杀媚珠后携犀角入海而去，仲始亦投井殉情。赵佗击败了安阳王 ，成为秦汉时期南越政权建立者。

这段神话传说背后的历史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承认，在我国《旧唐书·地理志》中的《南越志》里可找到相关记述：“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 ，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传说巧妙地将蜀地移民、与南越国的冲突等历史事件，同金龟、神弩神话思维相结合。此类神话叙事多出于越南强化民族自尊、构建政权合法性、寻求文化认同与自保的溯源心理，以至于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也将交趾之地溯至炎黄时期，称其“远在百粤之表”。显然，越南以华夏血脉为荣，在自身民族起源的认定上有趋向华夏的民族心理。

在神话叙事中，泾阳王娶洞庭湖龙王之女为妻，其后代遂携龙族血脉，这一渊源使得越南民间关于“龙”的传说衍生出诸多版本。其中，“仙子龙孙”的身份认同与中国人“龙的传人”的说法形成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共同构筑起东亚地区深厚的“龙图腾”崇拜。龙并非虚无缥缈的幻兽，而是凝结着民族血脉、象征勇气与智慧的精神符号，承载着中越两国人民共通的美好向往。在两国民族起源神话里，龙均占据神圣地位，民间围绕“鱼化龙”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亦不约而同地赋予其奋发向上、突破自我的精神内涵。中国“鱼化龙”传说在越南经历了深度“本土化”演变，为后来越南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越南并非被动接纳外来文化，而是主动对其进行甄别、转化与再创造，最终将“鱼化龙”这一外来神话母题转化为诠释其自身民族精神的独特话语，既保留了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又坚守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可以说，“鱼化龙”在越南的流传史，既是一部文化接受史，更是一部鲜活的民族意识发展史。

从“龙门”到“武门”的神话意象嬗变

中国“鱼化龙”传说版本繁多，历经千年流变，尤以“鲤鱼跃龙门”的故事最为家喻户晓。这一神话源头可追溯至古人对鱼类逆流腾跃、挑战极限、追求蜕变之习性的观察。“鲤鱼跃龙门”现象，原为鱼类为生存繁衍的本能反应。鲤鱼之所以成为故事主角，与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清代学者徐鼎在《毛诗名物图说》中称，鲤鱼有“诸鱼之长”的美誉，不仅形貌“可爱”，更具“神变”之能，一旦成功跃过龙门，便化身为龙。

随着科举制在中国兴起 ，“鲤鱼跃龙门”成为阶层跃升的文化意象，逐渐从自然现象演变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这一意象频繁出现在建筑装饰、民间工艺与文学作品中，寓意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一朝扬名，前程似锦。虽然漫长的科举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鲤鱼跃龙门”典故却凭借其美好寓意在当今社会依然广泛流传。中国传统紫砂艺术中极具代表性的经典器型“鱼化龙壶”，其设计灵感就源自“鲤鱼跃龙门”的神话传说，融合了祥瑞寓意与精湛工艺，被誉为紫砂文化的“活态图腾”而备受世人青睐。

清代黄玉麟所制鱼化龙壶

中国“鱼化龙”传说的流变，不仅纵贯时间长河，而且横跨地域空间。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情为这一母题赋予了多样化表达。鲤鱼作为重要淡水鱼，其“跃龙门”的传说广泛存在于黄河流域，与农耕文明下科举晋升之事紧密契合。而地处岭南、濒临南海的广东地区，“鱼化龙”叙事则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明特征。在这里，逐渐衍生出“鳌鱼”这一形象。这种鱼外形多为龙头鱼身，实为未跃过龙门的鲤鱼所变。《山海经》将其记载为“龙鱼”，形貌“如貍 （鲤）”，可载仙人巡游九野。明清时期，民间另有说法认为鳌鱼是“螭吻”，乃龙王之子，喜欢在险要处东张西望，性好吞火，具有镇火神力。在岭南地区，人们至今仍喜爱用螭吻脊饰装点建筑物，以图防范火患，保佑家宅平安。

“鳌鱼”在中国科举文化里，亦与主天下科考的文运之神魁星相联系，而这种联系源于流传在广东一带的一个美丽神话。相传一书生赴考途中遭妖女戏弄，逃至海边，幸得鳌鱼负之渡海脱险。后书生高中状元，于金殿上陈述奇遇，禀明神鳌相助之事。皇帝视为祥瑞，遂命在殿阶雕琢鳌鱼浮雕。自此以后，新晋状元皆肃立此处接受觐见，由此“独占鳌头”的说法便在民间流传开来。后来这位状元羽化成天上的魁星，为了报答恩情，他回到海边，将鳌鱼点化成仙。如今，广东还有始于对“鳌鱼救书生，状元独占鳌头”传说的古老崇拜、传承了六百余年的鳌鱼舞，亦借由一书生与两尾鳌鱼的角色，生动演绎着这段美丽神话。

在越南，至今同样流传着众多“鱼化龙”的神话故事。“鱼跃武门”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则，折射出中国文化对越南社会的深刻影响。该故事讲述越南曾连年大旱，龙王为解旱情，特设“武门试会”，许诺凡能三次跃过武门者即可化龙。众多动物尝试未果，唯鲤鱼成功跃过，化身为龙，行云布雨，泽被苍生。从此，越南风调雨顺，物阜民丰，人们纷纷称赞鲤鱼的奋发向上精神。

此外，越南民间尚有“初四鱼立誓 ，初八跃武门”“女子嫁给聪明郎，如鱼跃武门化成龙”“什么时候鲤鱼化龙，报答父母的养育功劳”的歌谣。这些说法将“鱼化龙”传说与读书有成、婚姻幸福、仕途通达等相联系，正是“鱼化龙”精神所在。从高空俯瞰，越南狭长的国土轮廓宛若蜿蜒的龙身，仿佛一尾蓄势待发的游龙正跃出南海，这一独特的地理形态，与越南“鱼化龙”神话叙事天然契合，恰似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具体呈现与生动写照。

越南不仅吸收了中国“鱼化龙”奋发向上的核心精神，更是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也就是说，在越南，科举制度最早于李朝时期得以推行。李仁宗高度重视儒学，他兴办学校，始设科举取士，经过后世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后黎朝时期，科举制达到鼎盛并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阮朝时期才走向衰落。它为越南古代读书人提供了阶层跃升、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

此外，李圣宗诏令修建了第一座“孔庙”———河内文庙。河内文庙最初是供皇亲国戚儿孙们读书的学堂，后平民子弟亦可前来就读。与当时中国社会相仿，上至皇室子弟，下至穷苦百姓 ，越南人民皆给予科举取士高度重视，甚至举全族之力以图闻名天下、光耀门楣。在文庙墙壁上所刻“鱼化龙”石雕，描绘的正是“鱼跃武门”传说：鲤鱼多次尝试跃“武门”均不得过，仍坚持不懈。龙王大为感动，于是从天上朝下方吐水，激起浪花帮助鲤鱼从高高的“武门”跃过。而文庙门廊上的鲤鱼雕像则代表着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奋发图强，期望通过选拔成就功名。中国四川贡院中高悬的“龙门”牌匾，象征着学子通过科举一跃成龙的理想，而在越南河内文庙门顶上所饰鲤鱼雕像，则呼应“鱼跃武门”的本地传说，将神话想象转化为现实社会中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

越南的科举制度基本遵循了中国科举制的形式和主要原则，且考试内容也以中国的儒学典籍为本。后黎朝时期，统治者更是独尊儒学，以儒立国，使得儒学对百姓思想的影响达到极致。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曾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也没有哪一个越南人，能够不受儒教的影响。”儒学讲究“学而优则仕”，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 ，主张有所作为。这些理念随着科举制的推行更加根深蒂固地融入越南民众的思想观念中。

越南“鱼化龙”雕像

越南“鱼跃武门”绘画

从文化接受到主体性建构的当代神话转化

“鱼化龙”神话在越南的嬗变并未止步于古代社会的文化借鉴，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今这一古老传说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越南在吸收、内化中华神话的基础上，以更独立的民族意识对其进行转化，从而完成自身主体性的建构。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对越南社会的影响仍在持续，但也经历了本土化转型。儒家推崇的“忠义”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更强调“忠君”，而在越南则上升至国家层面，即忠于国家，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为越南近百年的反殖民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激发了越南人民的爱国热忱。

中国的“鱼化龙”传说在越南实现了深度本土化，尤其通过与越南灶神信仰的有机融合得以呈现。越南民间腊月二十三祭灶时，向灶神敬献活鲤鱼是仪式核心环节。民众相信这条鲤鱼可化身为龙，载灶神飞升天庭，使其能在玉皇大帝面前为家族祈福。越南将祭祀用的活鲤鱼称为“天龙”，既保留了中国“鱼化龙”的原始意象，又赋予其在越南信仰体系中的神圣内涵。越南灶神信仰对中国神话元素的吸纳并非简单借用，而是将其巧妙融入本土灶君传说体系。相传越南灶神由重高、氏儿与范郎三人化神而成：他们因误会相继殉身火海，玉帝感念其情义，册封为定福灶君，掌管人间火塘、家务及集市。三人忌日由此演变为祭灶日。这种融合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灶神起源是悲情的本土传说，而祭仪中的天龙元素则创新性地移植了中国鱼化龙故事。这种吸收与再造，既体现了越南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借鉴，更展现了其创造性转化，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越南文化传统。

然而，这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在后来遭到了严峻挑战。19世纪法国入侵后，越南面临主权与文化的双重危机。在反殖民斗争的过程中，越南人民利用儒学等中华文化传统凝聚力量对抗法国武力和文化殖民。中华文化元素成为抵御外侮的“精神支柱”，有力地激活了历史记忆，强化了民族认同。自诩为“龙子仙孙”的越南人，即使在国家遭受殖民统治期间依然保留下了祭拜雄王的传统。越南著名爱国志士黄叔抗曾于1946年代表政府祭拜雄王，并献上一份越南地图，以此表明国家正在遭受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信念不可动摇。这一举动产生了广泛影响，坚定了越南人民的精神信仰，使举国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反抗殖民统治，维护民族尊严。

1952年 ，越南邮政还发行了一套版面为龙图腾的航空邮票，其中有一张描绘的是“龙头鱼尾”，极有可能就是“鱼跃武门”的故事。很显然，邮票中“龙”的文化元素受到了其本土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影响，既有越南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寄托，也有对传统的继承。越南抗法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对越南人民的反抗斗争提供军事援助。面对当时的历史环境，越南政府通过“鱼化龙”这类传统文化符号强化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力量，共赴国难，从而对抗外部殖民统治，实现自身解放。越南人民从古代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外来侵略的精神支柱。

越南1952年发行的邮政航空邮票

此后，越南进一步深化了通过传统文化符号强化民族认同这一举措。1954年和1962年，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两次参拜雄王庙，开创了越南领导人公开祭拜民族始祖的先河，将雄王信仰提升为国家凝聚力的核心象征。20世纪60年代，越 南进入抗美救国的紧张时期，中国政府再次为其提供军事援助，援越军队赢得了越南人民的爱戴。为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和团结意识，越南官方与学界有意识地加强了对雄王等民族信仰起源象征的研究与宣传，从而掀起了一次研究高潮。1963年，越南文化部正式将雄王庙确认为国家级特别文化遗址，通过制度化手段强化雄王的精神号召力，激发全民抗战意识。这一系列举措，将神话传说中的“龙子仙孙”身份与现实中的民族解放斗争紧密结合，使传统文化成为动员民众团结抗击外来侵略的重要精神力量。

反殖民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持续投入资源建设雄王陵、雄王博物馆、貉龙君祠等文化工程，并将“雄王祖地文化空间”和“雄王信仰”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雄王祭祀日也成为国家法定节日。如今，在越南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无论离得有多远，记得三月初十祭祀雄王；无论谁去到哪里，记得三月初十祭祀雄王。”雄王信仰已从历史叙事内化为全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维系越南民族认同与家国凝聚力的精神内核。

从文庙石雕、航空邮票到雄王信仰，从个体科举晋升实现自我超越到民族在吸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完成主体性飞跃，“鱼化龙”传说在越南已从中华神话演化为贯穿民族意识建构历程的纽带。如今，随着中越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鱼化龙”所象征的跨越、转化、突破之精神已经超脱了狭隘民族主义，成为两国平等对话与文明互鉴的动力之一。“鱼化龙”神话传说如同一面文化棱镜，折射出两国在历史洪流中相生相长的发展路径，是两国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之写照。中国“鱼化龙”神话传说，自黄河文明发轫，延续着从自然现象到文化符号的稳定传承，不仅在本土沉淀为科举晋升与命运转折的核心意象，更以强大的文化张力跨越地理疆界，深刻影响了包括越南在内的东亚儒家文化圈。而越南的“鱼化龙”叙事则融入了本土的政治诉求与民族情感，在不同时期承载着越南人民在文化吸收与主体性建构之间寻求平衡的不懈努力。中越深厚的文化共源与交融，为当代两国关系奠定了独特而坚实的人文基础。从科举晋升的美好憧憬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鱼化龙”所象征的精神内核，始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文化的生命力，扎根于传统的土壤，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地自我重塑，并向上跃升。潜鳞终有凌云日，文化的江河，在交融中奔向更为浩瀚的未来；民族的梦想，在比翼奋飞中跃升到兴盛之巅。

【基金项目】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一般项目“中越两国‘鱼化龙’故事群中的儒家思想研究”（S202510530226）、“‘双一流’地方综合性大学英专生文化自信提升路径探索与实践”（S202410530368）、湘潭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哲学与文化》（英）建设项目 （湘大教发〔2024〕32号）阶段性成果